哈希游戏

　　近期，“黑土地理论”流传网络，这一据传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2025年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发言观点，主张跨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带动当地就业和技术升级，构建利益共同体。事实上，在“黑土地理论”产生之前，中国企业已经以实际行动在全球闯出一片片共建共享、充满希望的“黑土地”。着眼长远，在中国的发展利益同世界各区域国家深度联结，且又面临一系列新型挑战的大趋势下，我们亟待拓展新的、更具有全球视野的发展空间。

　　基于这一问题意识，2024年以来，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与平衡学会联合开展专题研讨，形成系列成果，本文是其中重要一项。文章指出：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需要破解与各国的产业协调、通道共建、利益共享等关键命题，与投资所在国政府、企业及民众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互信合作模式和利益共享机制，在同其他国家和国际主体的合作中不断探索改善国际规则，参与塑造新的区域秩序乃至全球秩序。

　　同时，中国也需要创新发展兼具主体性和包容性的世界观结构，对新的全球化趋势和世界秩序演化进程展开自主研究，有效整合中国各领域实践者在对外交往中的直观经验、地方知识及专业知识，将其转化为中国人参与全球化的公共知识体系。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知识界需要摆脱路径依赖和理论懒惰，以“同舟共济”的决心打破学科壁垒和专业割据，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更新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系统性加强区域国别研究，逐步形成具有自主性的全球治理知识储备。中国实务界、教育界、知识界还需要共同探索和思考培养新一代全球治理人才、企业家、科研人员和专业队伍，为未来的全球治理实践做好人才储备。

　　过去一年来，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令人应接不暇：在亚欧大陆西端，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战争烈度并未降低，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变局开始转化为欧洲内部的经济社会危机；在中东地区，巴以冲突持续一年，哈马斯、黎巴嫩、伊朗与以色列的斗争互有损失，而土耳其、以色列支持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叙利亚“所向披靡”，导致阿萨德政权垮台，中东动荡持续上升；在亚欧大陆东端，日本、韩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动的未遂政变，一度成为国际舆论热点；在北美，特朗普就任不过一个多月，其内政外交政策就引发巨大反响，并促使不同国家采取新的应对措施。

　　而在所有这些重大变局之中，中国都是潜在的利益攸关方：俄乌战争参与各方，试图争取或避免中国的支持或介入，并在国际舆论中持续制造相关话题；中东各方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在美国保障的“安全”架构与中国提供的“发展”契机中反复逡巡；日本、韩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既希望在中美竞争的中间地带找寻机会，又忧惧在中美全面竞争中付出惨痛代价。

　　今天，即使我们尚未做好准备，外界已经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与美国同等的世界主要力量，并从各自角度对中国提出利益诉求；而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日益同世界各区域国家深度联结，亟待拓展新的、更具有全球视野的发展空间。

　　在此历史趋势下，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既需要破解产业协调、通道共建、利益共享等关键命题，也需要创新发展兼具主体性和包容性的世界观结构，对新的全球化趋势和世界秩序演化进程展开自主研究，即系统性加强关于区域国别的自主知识生产，强化对外部世界的自主性、系统性认知，同时也将中国各领域实践者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的直观性经验、地方性知识、专业性知识加以有效整合，转化为中国人参与全球化实践的公共性知识。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与平衡学会联合国内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同仁，一道推动相关研究工作，并组织一系列内部研讨。现将其中部分研讨内容编写刊发，供各界人士参考。

　　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既受到本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社会政治状况等要素的制约，也受到技术变革、地缘政治等变量的刺激和影响。如一些缺乏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日本在1950年代以后的重新工业化及韩国的工业化，就受益于冷战格局下美国对于东亚前沿地区盟友的技术扶持和工业扩散。抓住地缘变局和技术变革的机遇而推进工业化和产业发展，也成为众多后发国家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动机。自2018年以来，在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反复冲击之下，旧有的全球化图景渐趋分崩离析。过去一个时期，美国试图与其盟友借助各类地缘危机再造“自由世界独占的全球化”。而有关区域国家也在变局之中寻求产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机会。

　　近年来，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出现“产业外交”新动向。与美国试图以自身优势地位开展“友岸外包”、重塑“自由世界独占的全球化”格局不同，对于东南亚这些中等规模国家而言，其“产业外交”行动并不追求重塑国际秩序（本身也缺乏相应能力），而是试图通过面向主要产业合作伙伴的经济外交，来实现自身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目前，东南亚在全球产业地图中的位置正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随着美国、欧盟、日韩、中国等重要经济体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重塑，东南亚在全球中高端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也更加积极地拥抱这一趋势，采取各种措施争取来自不同国家投资背景的高科技企业和产业，以促成其本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转向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大环境下，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抓住艰难时世下的宝贵机遇，以坚定的开放决心支撑其产业升级雄心。

　　1. 越南。自2018年以来，越南一直是东南亚地区最受关注的投资对象国。但与以往主要吸引劳动密集型或中低技术产业不同，当前越南正在展现其对中高技术产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截至2024年，外商在越南的投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接近5000亿美元。2024年初，越南吸引外资近150亿美元。2024年12月5日，英伟达与越南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将在越南开设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并与越南最大的电信及移动运营商Viettel（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共同推动越南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英伟达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为代表，近年来，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半导体产业也持续加大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规模。

　　2. 新加坡。在制造业领域，新加坡的产业战略高度聚焦于半导体与化工部门。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就把这两个产业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一方面利用港口优势、航运优势将新加坡发展为石化工业的重要聚集区；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建立一些高质量工业园区（如裕廊工业区），作为电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吸引大量跨国电子企业投资设厂。1990年代以来，新加坡推动电子产业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务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转型，并加大投入，鼓励企业与本地科研机构（如南洋理工、新加坡国立等高校）合作。现阶段，新加坡的半导体发展战略，高度聚焦于高附加值环节，如芯片设计、精密制造、高端电子材料等领域。

　　3.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一度是东南亚“四小虎”的领头羊，其产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在东南亚国家中相对较高。近年来，马来西亚重视本土产业升级，聚焦于建设本土供应链。在汽车制造领域，马来西亚的产业政策原先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但实践证明，其政策方向并未契合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时代特征，这导致马来西亚的汽车制造业长期低迷，既无法像先行者日韩那样实现本土崛起，又没能像泰国一样抓住全球汽车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红利。不过，2017年，马来西亚的本土汽车品牌宝腾，被吉利控股收购49.9%股权。这是一个重要信号，意味着马来西亚期待通过开放来扭转其本土汽车产业停滞不前的状态，但其根本目标仍是发展本土电动汽车产业。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的半导体产业也有一定基础，在封装与测试环节具有较强竞争力。2024年5月，马来西亚总理宣布扶持半导体产业，目标是在芯片设计、封装等领域建立至少10家企业，至少吸引5000亿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约合1000多亿美元）的投资，政府将为此拨款至少53亿美元作为支持。

　　4. 泰国。泰国的优势产业是制造业、旅游业和农业。泰国一度被称为“东方底特律”，其一直将汽车产业作为制造业升级战略的关键领域。随着电动汽车产业的高速崛起，泰国也将发展重心更多转向电动汽车，意欲成为东南亚的电动车产业中心，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泰国政府2023年底推出电动汽车普及计划，以支持本土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还鼓励国际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等等，其目标是在2030年前把电动汽车的产量提升到汽车总产量的30%。在数字经济方面，近年来泰国推出“东部经济走廊特区（EEC）”计划，旨在促进泰国向高收入、创新驱动的经济体转型，助力泰国实现2037年成为发达国家的愿景（“泰国4.0”战略）。2024年前10个月，EEC地区的新注册企业数量迅速攀升，达到7万多家，与比去年增长28%。

　　5. 印度尼西亚。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印尼的能源和矿产储量更为丰富，其经济结构特征和产业发展战略的重心也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采矿业和石油业一直是印尼经济的支柱，初级产品占印尼出口总额一度高达60%。目前印尼的战略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特征，在资源型产业的下游推进工业化，主要有两方面措施：一是限制资源、矿产直接出口，二是推动加工产业发展。印尼镍矿储量占全球储量22%，是全球最大镍矿生产国，其煤炭、锡矿、铝土矿资源也较为丰富。在美国推动所谓“关键矿产外交”之际，印尼更加意识到矿产资源的重要性，并限制关键矿产资源出口，通过国内矿产深加工来提高附加值。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在经历2022年的应激性下跌之后，从2023年开始反弹，至2024年前三季度达到4%的增长幅度——对于俄罗斯而言这已经是增长较快的水准，其失业率接近2%，处于较低水平。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经济实际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一度陷入衰退。俄乌冲突爆发后，面临严厉的国际制裁，俄罗斯反而出现一轮经济增长趋势。除了军事开支产生的短期刺激作用外，这一趋势的出现，还与俄罗斯采取的一系列经济调整措施密切相关。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工业体系遭遇重大打击，但俄罗斯本身依然有着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罗斯依靠自然资源禀赋重建了外向型经济，依靠对外出口能源和矿产而维系经济发展，同时大量进口来自西方国家的各种工业产品和消费品。普京执政初期，重新实现对自然资源行业的国有化，国家开始重新掌控大部分自然资源的出口红利。自然资源型国有企业，尤其是石化、天然气等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在俄罗斯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外出售油气产生的“自然资源租金”被国家掌握，其中部分通过补贴、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形式投入到非生产性领域中，在进口外国产品时又流出本国。另一部分则流入有关基金中，在严格的财政纪律之下也并未被投入进生产领域。

　　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遭遇一系列制裁，其出口能源、进口消费品的经济模式遭遇重大打击，尽管实质性的能源出口并未终止，但无法再大规模进口西方工业品和消费品。同时战事改变了俄政府此前保守的财金政策。在国防开支已经占到财政预算收入近1/3的背景下，尽管部分资金和资源是直接消耗在战场上，但也有相当部分参与到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循环中，政府支出的巨额资金大部分在国内流动，实际上促进了本土的经济增长，乃至推动了某种程度上的再工业化。短期来看，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属于一定程度的战时凯恩斯主义模式。即使特朗普上台之后，俄乌冲突发生重大变化，战时凯恩斯主义也不会立刻结束。落实复转军人待遇、补充在战场上耗损的武器装备等等，都需要政府持续投入资金。目前的经济模式在财政收入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将延续。

　　中东目前仍在动荡之中，而海湾地区作为中东的避风港和投资中心，产生一种虹吸效应，吸引诸多生产要素和资本要素流入，实现了海湾经济发展。近年来，海湾国家各自提出一系列发展愿景，如沙特提出“2030愿景”，卡塔尔也有“2030愿景”，巴林拿出“2030年前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科威特制定“2035国家愿景”，阿曼提出“2040愿景”，阿联酋则是“面向未来50年国家发展战略”。这些愿景大都结合这些国家自身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以及当前具体诉求，总体上呈现为一种以油气资源为基础、以经济多元化为目标、以知识经济为先导的国家发展战略。从产业角度观察，主要有两个趋势：一是能源的清洁化，二是产业的数字化。这两个方向都有其前提，能源清洁化和产业数字化，都要以现有的优势产业——油气产业为支撑。但其中的悖论是：这些新兴产业（非油气产业）发展的好坏，完全取决于油气产业是否景气。

　　海湾国家意识到，要实现产业发展目标，必须同外部合作，尤其要与中美两国加强合作。目前海湾国家正在中美双方之间做出一些选择与取舍。如2024年初，阿联酋科技投资领域最出名的企业G42，就关闭了位于上海的办事机构，彻底转向美国，与微软签署全面合作协议。而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也面临一个问题，海湾国家从自身愿景的角度评估合作利益，希望中国对其提供最好、最顶尖的产业和技术；中国也需要统筹利益考虑，合理安排对外产业合作的具体布局。这一过程，还需要反复磨合。

　　物资、信息和人员的互联互通，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关键通道则是基础的基础。技术革命、气候变化、地缘变局等等，都可能影响全球关键通道的转移或重塑。如奥斯曼土耳其的兴起阻滞和垄断了亚欧大陆之间的商路，迫使欧洲国家为寻找通往东方的新通道而开启大航海；航海技术和能源动力技术的突破，使得海运成为重要的物资运输方式，也改变了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力量对比。今天，技术、气候、地缘等要素交错呈现，正在重新定义乃至重新塑造全球关键通道。对此，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和分析。

　　北极地区与北极航道日益得到重视，与全球变暖趋势相关。全球变暖趋势影响生态环境，但可以在客观上提升北极地区的开发价值，降低开发难度，也有利于提升北极航道的通航能力、降低通航成本。

　　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挪威等国是北极地区的关键国家。近年来俄罗斯提出一系列关于北极地区的战略构想，例如2008年提出的《2020年前及更长期的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家政策原则》、2024年推出的《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国家基本政策》。2017年，经俄罗斯提议，中俄同意将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进行战略对接，提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2018年初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到，愿意与各方合作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但在2019年，中国对北极地区的投资受到美国方面的限制和打压，主要包括：美国成功阻止中国企业竞标格陵兰机场项目；美国公布《国防部北极战略》文件，尽管承认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运作和存在较俄罗斯更有限，却将中俄一并视作“对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主要挑战”；美国向丹麦政府施压，禁止法罗群岛（丹麦的自治领）使用华为5G设备；有中国企业原本拿下了格陵兰岛部分矿产的开采权，但是由于疫情及内部听证程序的影响，开发计划未如期推进。总的看，北欧国家和美国较为忌惮和疑虑“冰上丝绸之路”框架下中国在北极的投资，因而相关进展并不顺利。

　　在航运方面，2013年开始，中远海运旗下公司开辟了从中国途径白令海峡，穿越北极东北航道（即从北欧出发，经巴伦支海、喀拉海、拉普捷夫海、新西伯利亚海和楚科奇海直至白令海峡，该航道大部分位于俄罗斯北部沿海的北冰洋离岸海域，是中国到俄罗斯的重要航线之一）到达欧洲（荷兰鹿特丹港）的海运路线。该路线得靠破冰船及相关设备来贯通，但大幅度降低运输路程和运输时间，有效降低燃油成本。从2013年到2021年，该航线个航次（主要在冰封较少的夏季进行），有常规化趋势。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经由北极东北航道到达欧洲的海运路线月，中国新新航运公司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共同开辟了由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到达中国沿海港口的“北极快线号”。

　　将北极东北航道（俄称北方海航道）发展为世界性的海上交通走廊，是俄罗斯的既定战略。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的各级政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特别行政区”、“超前发展区”（简称SAR，面向外资企业的灵活税收和货币监管的地区），都希望与中国东北地区在交通、基建、产业发展方面开展更多合作。俄罗斯意识到，其北极战略与远东开发密切相连，北极航道要想成为世界交通走廊，需要以远东地区开发以及与中国合作为前提。中国是俄罗斯开发北极和远东地区的最理想合作伙伴，这是俄罗斯内部的一个共识。

　　美国始终强调中国是北极地区的“域外国家”，试图将中国的影响力排除在外。北欧国家对俄罗斯存在忧虑和恐惧，但其态度与美国不完全一致，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联系依然较为紧密，它们希望调和美俄关系以维护自身利益。最近芬兰宣布退出“巴伦支欧洲-北极理事会”，可能也是考虑到与俄罗斯的关系。北极地区的区域化，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安全上，都存在较大变数。对中国而言，对北极航道的开发，需要秉持长期主义：在关键技术上，还要继续研发，如核动力破冰船等；对北极的自然科学研究和战略研究都需要持续深入；对于航运开发相关的数据和经验，也需要长期积累。

　　中东地区历来是连通欧亚大陆的关键通道。当前，中东国家呈现出“愿景扩容”趋势，旨在把一些伙伴国家打造成一个整体性、跨地区的超大走廊。这与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密切相关。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出现了权力天平“东升西降”的过程——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传统力量的影响力下降，海湾产油国家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但是，海湾国家普遍面临如何对冲“资源诅咒”的重大考验。而大型经济走廊建设，就是同时应对安全与发展双重困境的一种努力。它可以提升这些国家在全球格局与大国博弈中的战略权重，还可以充分调配区域内外资源来满足自身发展诉求。但是，中东国家在落实走廊计划时又有着很大分歧，这涉及到不同国家如何在欧亚非关系中进行自我定位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中东走廊计划”，比较重要的有三条走廊：

　　第一条走廊，由俄罗斯在21世纪初推出，名为“国际南北经济走廊”。这一走廊旨在与印度、伊朗等国合作，打通俄罗斯绕过欧洲到达中东、南亚、东南亚的通道（从圣彼得堡到孟买全长7200公里的铁路、公路和海上多模式运输走廊），突破西方地缘政治封锁，提升运输经济效益和安全性。但该走廊一度进展缓慢。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对该走廊的重视程度再度提升。

　　第二条走廊，是美国在2023年9月G20峰会上提出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美国在这条走廊的亚洲端，把印度作为支持对象和支撑点，反向排斥中国作为亚洲核心的地位。该通道从印度洋通过波斯湾，进入阿联酋，再通过铁路网建设，衔接沙特、约旦，从以色列方向进入地中海，形成互联互通的整体项目建设目标。

　　第三条走廊，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2024年4月访问伊拉克期间，与伊拉克、卡塔尔、阿联酋签订的“发展之路”走廊计划，旨在打造一条经伊拉克连接波斯湾与土耳其，跨越欧亚大陆的中东经济走廊。具体对接方式是通过波斯湾，到伊拉克南端的法奥港，在法奥港通过一条铁路与一条平行公路网，一路向北到达土耳其，再通过土耳其转向整个欧洲。

　　总体上，中东国家希望打造一个接东西南北的走廊，这是一个共识。但在走廊走向何处、具体如何走等关键问题上，中东国家未能共识，这说明这些国家缺乏一个有效的区域协调秩序，更多还是追求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经济安排。对中国而言，未来在与中东国家建立互联互通合作时，如何平衡不同诉求和战略目的，以协调与中东国家的利益和发展愿景，值得深入研究。

　　中吉乌铁路项目历经20多年谈判，终于在2024年底迎来实质性进展。2024年12月27日，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项目启动仪式，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实施阶段。从项目设计看，中吉乌铁路是一条连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铁路，线路规划为吐尔尕特—阿尔帕—马克马尔—贾拉拉巴德—安集延。全长约500多公里，其中中国境内200余公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304.94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约50公里。中吉乌铁路将使从东亚到中东和南欧的路线天的交货时间，并将距离缩短900公里。在建设方式上，中国和乌国各自建设国内段，而吉段由三国共同成立合资公司以“建设-运营-移交”模式进行（中国占股51%，吉乌各占24.5%）；在融资方式上，吉国段的总投资为47亿美元，中方为其提供23.5亿美元贷款，剩余资金由各方筹集。

　　如此漫长的谈判周期表明，这种跨国性的国际陆路交通建设，协调成本和潜在政治风险明显高于海运体系建设。中国企业在国内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开展交通建设，有着丰富经验，但在这种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上，还面临很多新的风险和挑战。中吉乌铁路的过境区域，对地缘政治影响重大。中亚地区政治生态复杂多样，不同国家差别巨大。征地风险、环保风险、安全风险等多类风险，与当地民众和社会对中吉乌项目的认知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中吉乌铁路牵涉美俄两国，是大国博弈的前沿，后续仍不排除域外政治势力“借题发挥”干扰项目的可能性。对此，还要考虑如何通过多种途径减少利益冲突，做大利益共同体。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可酌情选择与欧美主导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构或保险公司合作，让其有利可图也分担部分风险，如此可以获得更多国际支持，降低大国干扰的可能性；还有研究者认为，在规避制裁风险的前提下，可酌情研究如何让一些大国以某种程度参与，并从中吉乌铁路及其后续经济走廊的发展中获益。

　　整体而言，中吉乌铁路直接涉及三个过境国，潜在涉及两个域外大国，比蒙内铁路、中老铁路等国际工程更为复杂，但也是中国参与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多国利益协调机制所必须走出的关键一步。

　　21世纪以来，在多重因素推动下，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集聚中心，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日益占据关键位置。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需要走向全球市场，沿着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内在发展逻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产业、分工、市场的全球性配置。即使遭遇中美贸易冲突和关税壁垒的巨大挑战，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也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第一，且持续增长；尽管GDP规模尚未超越美国，在全球金融和服务业体系中也处于落后位置，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工业生产国和资源需求国；“一带一路”建设十余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已经形成极为庞大的投资规模，中国经济也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总体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商品交易、技术合作和信息共享日益丰富，中国与世界的深度发展都需要全球性的资源支撑。

　　其一，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试图围堵中国、孤立中国，一方面，以各种形式的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措施阻止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份额中的进一步增长；另一方面，持续推动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使中国出海企业和投资面临巨大挑战。东南亚各国近年得以获得广泛外国投资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推动的贸易和产业链的“去中国化”系列行动。随着特朗普的再度胜选，大概率会对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造成新的冲击，而这也是其他国家作出政策调整的契机。

　　在中美竞争背景下，新兴制造业国家、重要资源生产国都在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国际竞争和国际协调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多主体博弈状态。这些国家内部寻求产业发展、要求提升资源收益或开发成本的呼声不断提升，产业民族主义、资源民族主义持续上升，中国的对外合作及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所面临的在地国政治社会风险不断提高。我们有必要在充分关注美国政策动向的同时，加强对重要区域及国家的研究工作。以东南亚为例，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都是有重要发展潜力的国家，也受到国际多方主体的高度重视。从中国未来发展的角度出发，需要根据这些国家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进行分类，探讨与这些国家展开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方式。

　　第一种类型，是越南、泰国等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新兴制造业经济体。除了中国企业层面的贸易与投资合作，还需要在中国企业之间、中国企业与中国政府之间加强协调，逐步形成相互配合的对外产业布局意识和产业协同效应。例如，越南是中国在东盟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年贸易额为2302亿美元），但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势是，随着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等上升，在越投资中低端制造业的中国企业也遭遇一定冲击，需要在技术和管理上做出新的调整。与此同时，越南日益形成产业基础，力图培育本土产业，在这种形势下，其可能采取某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和对华关税限制性手段。而泰国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GDP占比12%左右，2023年产量超过180万辆，近80万辆用于出口）与日本、韩国、德国、美国等传统汽车制造大国有着深度融合。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崛起所引发的全球汽车产业大调整中，泰国的汽车产业链也会遭遇较大冲击。目前泰国汽车业正积极寻求与中国汽车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合作，但这一转型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也需要重新形成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机制。在此过程中，泰国社会也可能像欧美、日韩社会那样因产业竞争而产生一定的对华负面情绪和行动，中国企业要有所准备。

　　第二种类型，是新加坡。新加坡人口和经济规模相对有限，却是在高技术、产业投资、企业融资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经济体。近些年，新加坡不仅在中国科技产业领域进行广泛投资，涵盖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等多个关键领域，也在香港受到西方制裁之后，成为中国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但由于美国及西方国家逐步加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结算等领域的对华限制措施，上述合作可能受到冲击。

　　第三种类型，是以印尼为代表的资源禀赋较为突出的国家。随着中国成为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和资源需求国，印尼等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与中国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初期集中于矿产开发与冶炼，随着印尼展现出向产业链下游扩展的雄心，中企也逐渐开始布局电池生产、电动汽车整车组装等行业。目前，美国正积极争取印尼加入其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意在打击中国在印尼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面对资源民族主义和外部资源竞争双重压力，中企有必要增强与印尼发展战略的协同，并在已有的产业投资优势领域，发挥产业链垂直整合优势，打造应对竞争的“护城河”。

　　整体而言，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为代表，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已从贸易合作的传统阶段，转向产业、投资与贸易相结合的新阶段。目前跨国性的中国企业及中国投资，已经与所在国企业、产业之间形成一些初步分工形式，但外部面临着美国等方面的围堵以及当地国相关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国际风险，内部面临着部分中国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缺乏主导国际分工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积累。这意味着，中国知识界需要进一步与实务界加强合作，共同探索和思考：如何从中国与合作国家共同发展的整体性视角出发，更好地实现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与协调？如何保证中国对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引领能力？如何实现中国企业及投资与所在国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平衡？多年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主要在国内环境中成长，既形成独特优势，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思维定式和本土习惯。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市场及国际分工，中国企业尤其需要突破传统思维及模式的制约，摸索形成更好的协同效应与更灵活的分工形式。

　　其二，在关键通道区域，多主体博弈和区域大国影响力上升趋势较为明显。例如，“中东走廊计划”往往由域外大国（美、俄）或地区性强国（土耳其或伊朗）提出，不仅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展现其对于区域发展乃至区域秩序构建的战略思考能力。在美国全球控制力相对衰退之际，部分区域大国试图重塑某些区域（如欧洲、中东、印度洋）的国际格局，地缘政治风险快速上升。作为重要工业国和国际贸易大国的中国，无论是输出商品还是进行实业性投资，都离不开相对稳定的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未来，中国势必需要与不同区域的重要国家，探索利益共享和秩序共建的有效机制，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来，中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克服了经济发展的起点性症结——基础设施问题。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更大范围的发展中国家与赤贫化人口，得以加入全球经济循环，触及工业化社会；以“一带一路”为契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发展为国际化企业，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但是，在很多关键通道地区，由于内部社会政治变局和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目标让位于安全需求的现象也十分常见。目前，美俄等国在提出战略构想方面具有较强能力，但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实体生产网络的支撑；而中国具有较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网络支撑，但缺乏参与区域秩序构建的成熟经验。未来，中国在参与全球关键通道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从如何提供“高质量的建设工程”，进一步走向如何与重要区域国家实现“愿景协调与融合”。中国与投资所在国政府、企业及民众之间要建立长期稳定的互信合作模式，在实践中创新合作形式、实现利益共享、加强情感纽带。

　　中国在参与关键通道的建设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国际化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在金融服务方面，一是可搭建“以我为主”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体系，推动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助力装备制造等重资产行业拓展海外市场。可将装备等资产性产品与金融产品进行一体化设计，降低装备类产品的海外市场推广门槛。二是加强国内金融机构在海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资源配置，提高出海企业效率，助力国内企业降低跨境结算风险，强化跨境结算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提升抗风险能力。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西方国家依托于殖民扩张遗产和先发经验形成一系列优势，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依然占据主导权。中国的突破点，不是彻底否定和拒斥这些规则，而是结合中国企业对外拓展的现实状况和中国调整国际分工结构的具体实际，在同其他国家和国际主体的合作中不断探索改善具体规则，参与塑造新的区域秩序乃至全球秩序，从一点一滴的进步性意义积累中，发展和完善新的国际规则体系及相关理论。

　　基于上述考虑，中国知识界极有必要参与到实实在在的全球治理研究中来。一方面，逐步形成具有自主性的全球治理知识储备。不仅要加强诸如世界观更新、治理模式更迭、生产方式变迁等宏观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要加强对接实务需要的国际政治、法律、产业、金融问题研究，全面摸清这些领域的运作模式和关键节点；更要加强对重点区域国家的基础性和对策性研究，形成务实管用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知识界需要摆脱传统研究路径依赖和理论懒惰，以“同舟共济”的决心打破学科壁垒和专业割据，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更新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助力培养全球治理人才梯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要新一代的治理人才、企业家、科研人员和专业队伍。这个人才梯队，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背景和国际知识储备，也要具备处理复杂社会事务的实践能力，更要兼具中国胸怀和全球视野。中国教育界、知识界、实务界需要共同探索和思考新一代人才培育问题，为未来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做好人才储备。

　　本文基于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与平衡学会联合举办的欧亚平衡圆桌会“再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的部分观点编写而成，由柯贵福博士执笔。文中东南亚相关内容由罗仪馥老师提供，俄罗斯相关内容由聂俣诚老师提供，海湾国家相关内容由王诚老师提供，北极航道相关内容由徐庆超老师提供，中东地区通道建设相关内容由李睿恒老师提供，中吉乌铁路相关内容由史庆老师提供。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文来源于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与平衡学会联合举办的欧亚平衡圆桌会“再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的部分观点。本文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